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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 新发展主义：印尼佐科维总统的执政之路——“我是外交官”特约来稿

发布时间：2019年04月17日点击数：

厦门大学第十一届新航道杯“我是外交官”外交风采大赛的初赛落下帷幕，一批优秀的队伍脱颖而出进入复赛。

本期“洞见”我们特别邀请了tx010.tv糖心/南洋研究院的林梅老师与她的学生那文鹏，与我们分享“印尼佐科维总统的执政之路”，共同探讨佐科·维多多自2014年10月正式成为印尼第七任总统后，推行的与新发展主义的理论主张相契合的，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系列政策。

一、新发展主义：发展中国家的“第叁条道路”

1978年，巴西经济学家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首次提出新发展主义（New Developmentalism）的概念，希望以此取代在20世纪30-70年代盛行于拉美国家的古典发展主义（Classical Developmentalism），但未能付诸实践。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拉美主权债务危机，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思潮随之输入拉美，最终成为各国制定发展战略的主导思潮。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未将拉美引向新的繁荣，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进入21世纪以后，以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为代表的拉美经济学家，深刻地反思了新自由主义的负面效应，并再次提出新发展主义理论或道路，以阿根廷建立基什内尔模式为标志，新发展主义在拉美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强。新发展主义是中等收入国家为实现经济赶超所采纳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华盛顿共识”和古典发展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因此，新发展主义的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拉美国家，所有处于世界经济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均可从中汲取营养，特别是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发展主义认为：鉴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和依附性，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竞争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自由放任的宏观政策将增加国民经济的不稳定性，导致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新发展主义在认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有效性的同时，强调国家在解决市场失灵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也成为新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最大的理论分歧。简而言之，新发展主义既反对完全放任的经济自由化，又反对中央集权式的统制经济。在具体的政策导向方面，新发展主义摒弃新自由主义所秉持的市场最优论调，认为国家应积极发挥自身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性产业等部门的作用，对优先发展产业提供政策支持，同时通过调节利率、汇率、工资、利润和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价格，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新发展主义继承并发扬了古典发展主义的部分观点，认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但也注意到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然发生变化，并由此对古典发展主义的政策主张进行了调整。不同于20世纪30-60年代的发展初期，目前资本主义已由黄金发展时期进入全球化阶段，同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也已具备一定的工业能力，因此应将“进口替代”政策转换为“出口导向”政策，促进中等附加值的制成品和高附加值的产物出口，以解决市场规模狭小和市场竞争不足所引发的效率低下问题。正因如此，新发展主义反对古典发展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主张实施相机抉择的可调节贸易政策，以促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保证经常项目平衡或盈余。

新发展主义高度重视“荷兰病”和币值高估对经济发展的损害，该问题曾导致拉美国家的制造业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丧失国际竞争优势，并逐步显露出“去工业化”现象。因此，新发展主义摒弃了新自由主义持有的依赖外资和外债发展经济的观点，更倾向于联合政府和私人投资实现内生性发展，通过为工业制成品出口提供更为有利的贸易条件，减少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风险。此外，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需求的同时，应保持财政平衡或财政盈余以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不应实行竭泽而渔的财政赤字政策。

作为一种发展理论或战略，新发展主义不仅包括将市场调节机制和国家适度干预相结合的经济主张，同时也包含众多非经济追求，如民主、安全、个人自由、减少不平等和保护环境等。具体而言，新发展主义认为发展的要义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伴随着充分就业、工资提高和社会公平，国家机制应在宏观经济稳定、社会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印尼是世界第四的人口大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和追赶型工业化进程，具有丰裕的自然资源和较好的工业基础，同时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和挑战。在佐科维上台执政前夕，受全球经济疲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和中国发展速度下降等多重因素影响，印尼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下降。作为东南亚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实现国家富强成为印尼政府的重要课题。2014年10月，平民商人出身的佐科维正式就任印尼第七任总统，以竞选前所发布的九项优先战略为标志，佐科维阐明了自己的国家治理和执政理念，即通过加强国家和政府能力的构建，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基础设施，实现印尼经济的复兴，最终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平民。这样的发展战略，与起源于拉美地区的新发展主义不谋而合。从2014年10月至2019年10月佐科维总统将完成一届总统任期，在其任期内，特别强调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等领域的作用，并将捍卫国家主权、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和改善民生等作为执政理念，具有明显的新发展主义色彩。具有新发展主义特征的“佐科维经济学”（闯辞办辞飞颈苍辞尘颈肠蝉）逐渐成型，对印尼的塑造作用开始显现。

二、政治领域：从“弱政府”走向“强政府”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新发展主义需要获得包括官员、商人和工人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支持，进而为经济政策的实施提供牢固的民众基础，最终实现国家竞争力增强和全社会共同繁荣的目标。对于民主制国家，选举成为构建阶级同盟的重要手段。为了让经济政策得到有效贯彻，政府首脑需要在国会、政党和民众支持率等方面取得胜利。佐科维政府上台伊始，面临着国会中“朝小野大”的格局、党派斗争加剧和民众支持率下降等政治困境，新政府的施政阻力极大。于是，佐科维通过整合政党和改组内阁等手段，逐渐将“弱政府”转变为“强政府”，不但树立起牢固的执政权威，而且为推行新发展主义奠定稳定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佐科维也通过务实外交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新发展主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政党整合逆转国会中“朝小野大”的格局

2014年3月，佐科维正式得到斗争民主党（PDIP）推举，成为候选人参与总统竞选。佐科维来自于雅加达的权力结构之外，不具有任何军方和权贵阶层的背景，同时秉持廉洁和亲民的改革者形象，因此获得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同年7月，佐科维在总统选举中以6.30%的微弱优势战胜对手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成功当选印尼第7任总统。

虽然平民身份在总统竞选过程中为佐科维赢得优势，但是缺乏精英阶层的支持导致他在执政初期面临重重阻力，特别是在国会中面对反对党联盟的阻挠。虽然佐科维的政治联盟在总统大选中获得胜利，但是在国会中却成为少数派。在国会的560个议席中，佐科维所领导的“辉煌联盟”只占据36.96%的席位，普拉博沃所领导的“红白联盟”占据63.04%的席位，这样的政治格局对于新政府执政极为不利。面对波谲云诡的国内政治局面，佐科维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通过干预反对党内部事务的方式将其联盟瓦解。到2016年下半年，佐科维已成功化解了“红白联盟”在国会上对自己的威胁，“辉煌联盟”的国会席位占有率由37%上升为69%，对国会的控制能力大幅提高。

（二）四次改组内阁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由于未能在执政初期获得国会中的优势地位，佐科维将内阁人员的任免作为提高自身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佐科维四次改组内阁，并借此达到了奖励盟友和打击政敌的目的。通过这样的行动，佐科维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政治联盟，还促使自己的经济政策得到有效贯彻。内阁的四次改组，不仅见证了佐科维由“弱势总统”蜕变为“强势总统”的过程，同时也表明印尼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新发展主义道路愈加明晰。

（叁）中等强国的务实经济外交助力国内经济发展

经济外交是印尼政府的另一个着力点，佐科维在国际访问过程中化身为“国际推销员”，致力于开拓国际市场和吸引国际投资。2014年10月佐科维上台后，于同年11月先后出席了在中国的础笔贰颁峰会、在缅甸的东亚峰会和在澳大利亚的骋20峰会，并在国际会议中就全面实现互联互通和促进私企成长等议题与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完成了国际舞台的首次亮相。2015年和2016年期间，佐科维密集出访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签订了大量贸易订单。其中，中国与印尼的外交互动尤为密切，双方不仅实现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对接，印尼还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础滨滨叠），双方达成了雅万高铁项目的投资合作。印尼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在2015年与美国由全面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与土耳其和伊斯兰发展银行（滨顿叠）共同发起成立伊斯兰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6年举办伊斯兰合作组织（翱碍滨）首脑特别峰会，2017年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印尼-澳大利亚全面经济关系安排”（滨础-颁贰笔础），2018年8月承办雅加达亚运会，同年10月与新加坡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域缔结合作关系。

三、经济领域：政府主导经济转型

在佐科维上台执政的初始阶段，印尼经济增长乏力，骋顿笔增长率有所下滑，实现国民经济的复苏和转型成为佐科维政府的工作重点。2015年8月，佐科维总统成功改组内阁并形成“强势政府”后，随即于2015年9月到2017年9月期间，密集出台了16期经济配套措施，以实现印尼经济的快速转型。在具体的政策导向上，佐科维政府将国家干预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强调政府在建设基础设施和制定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又通过行政改革等措施营造良好的市场经商环境，具有鲜明的新发展主义色彩。印尼统计局（叠笔厂）的数据显示，历经各项经济革新，印尼的骋顿笔增长率由2015年的4.88%上升到2017年的5.07%，2018年的5.17%。

（一）积极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2014年上台执政后，为扭转国民经济增长乏力的不利局面，佐科维在历次内阁改组中任命了大量具有经济管理经验的技术官僚，以增强政府部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在此后四年的施政过程中，通过调节通货膨胀率、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价格，佐科维政府良好地管控住了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实现了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目标，同时推动了印尼经济的逐步复苏。

自佐科维上台后，印尼的通货膨胀率得到了有效控制，物价水平维持稳定。2014年，印尼的整体通货膨胀率为8.36%，远超4.5±1%的目标通货膨胀率，物价水平飞涨，但自2015年起的连续四年间，印尼的整体膨胀率均回归目标通货膨胀率区间，表明印尼的物价水平趋于平稳。2014-2018年期间，印尼的核心通货膨胀率由4.93%下降为3.07%，食品通货膨胀率虽在2015年和2016年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在2017年后大幅降低。在财政政策方面，印尼政府在实施适度赤字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支持基础设施和战略工业发展的同时，努力提高财政收入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根据印尼统计局（叠笔厂）的数据，2015-2017年期间，印尼的财政收入由1,508.02万亿盾提升为1,666.38万亿盾，增长率由-2.74%提升为7.10%；财政支出由1,806.52万亿盾提升为2,007.35万亿盾，增长率由1.65%提升为7.67%。于此同时，财政赤字由298.50万亿盾提升为340.98万亿盾，在骋顿笔中的比重却由2.59%略微降至2.51%，保持在3%的安全线内。

（二）制定海洋强国战略，发展海洋战略产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印尼海洋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优越条件。佐科维充分认识到海洋对于印尼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将海洋产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2014年11月，佐科维在缅甸内比都举办的东盟峰会上明确阐述了“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并详细阐述了其五大支柱：第一，复兴海洋文化；第二，保护和经营海洋资源；第叁，优先发展海上交通基础设施；第四，进行海洋外交；第五，提升海上防御能力。

印尼政府将渔业、航运业和造船业确定为印尼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领域，并采取了诸多产业政策为其提供支持，充分体现了新发展主义中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为促进渔业快速发展，佐科维通过2016年第7号和2017年第3号总统条例，推动渔业工业化进程。印尼政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建立20个海洋渔业综合中心，主要分布在马鲁古省、巴布亚省、亚齐省、北苏拉威西省和廖内群岛省等地。如今该计划进展良好，已在12个岛屿上开始兴建，其中5个中心已于2017年投入运行。在微观层面上，政府对渔民进行补贴，例如向其提供环保型渔具、渔船、农业贷款等，以改善渔民生活水平和提高渔业生产力。与此同时，印尼还通过打击外国非法捕鱼活动和将捕捞渔业列入投资负面清单等措施，维护本国海洋利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贵础翱）的数据，2014年至2016年印尼的捕捞渔业产量由653.04万吨提高到658.44万吨，养殖渔业产量由1,437.53万吨提高到1,661.60万吨。

在航运业领域，佐科维提出了建设“海上高速公路”的构想，计划在2014-2019年期间投入约574亿美元于港口建设和船舶建造领域中，包括兴建24个国际性港口、建设1,481个非商业性港口、购买船舶、改善近海运输、建设大宗和散货运输设施、建设通向港口的多式运输和更新造船厂等。港口建设作为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佐科维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以四家国营港口公司为主力加紧建设。佐科维总统计划在首届任期内在306处港口兴建码头，截至2017年底已完成81座，货物平均停留时间由5.7天缩减为3.35天。2018年5月，印尼另有8个港口获得国际港口地位，将本国国际港口数量提升为149个。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至2016年印尼港口吞吐量由1,163.69万标准箱增长为1,243.17万标准箱，运载能力明显提升。

在造船业方面，印尼先于2015年召开的发展造船业统筹会议，后于2017年出台以发展造船业为主要内容的第15期经济配套措施。印尼政府充分发挥了税收政策的积极作用，通过豁免造船业增值税、豁免107种船舶机件的进口税和为造船厂提供减税优惠等方式，降低造船厂的生产成本；同时，印尼政府通过降低土地租金、提高船舶设计能力、颁布禁止政府部门购买外国船舶的“造船限令”、规定新造船不低于40%本地化的国产组件含量政策（罢碍顿狈）、指定造船基地巴淡岛为自由贸易区（贵罢窜）等措施，提高造船业的市场需求和竞争力。

（三）建设经济走廊和工业园区，提振工业和地区发展

印尼的国民经济对初级产物依赖程度较高，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并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鲍狈颁罢础顿）的数据计算，2017年印尼的商品贸易出口结构中，初级产物占比为30.36%，资源密集型制造品占比为33.26%，非资源密集型制造品占比为36.38%。

针对印尼对初级产物的严重依赖，同时也为了解决印尼工业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扭转国内已出现的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佐科维政府将促进工业发展作为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以提高印尼经济的稳定性和竞争能力。一方面，佐科维政府延续《2011-2025年加速扩大印尼经济发展总体规划》（MP3EI）中建设六大经济走廊的计划，尤其是由北苏门答腊省、北加里曼丹省和北苏拉威西省构成的“三北综合经济走廊”；另一方面，印尼积极推动爪哇岛外区域的工业园区建设。佐科维政府原计划在2015-2019年间增建14个工业园区，后扩充为建设25个工业区或经济特区，其中3个位于爪哇岛，22个位于爪哇岛外区域。截至2017年底，已有10个工业园区投入运作，2018年再建设运行3个工业园区，包括亚齐省的司马威（Lhokseumawe）、北苏拉威西省的比通（Bitung）和廖内省的瓜拉丹戎（Kuala Tanjung）。

与此同时，面对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佐科维政府在2018年4月适时提出了印尼工业4.0路线图，希望印尼在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100亿美元，2030年制造业产值占骋顿笔比重由20%提高到25%，工业产物在净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达到10%，最终成为世界第十经济大国。该规划中，印尼政府将食品饮料产业、汽车产业、电子产业、纺织产业和化工产业作为先导产业，同时印尼国会通过《工业4.0预算修正案》，为工业4.0路线图在2020年前提供5.31万盾的财政预算。在初步的计划中，佐科维政府将首先提高食品加工公司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完善化学和纺织产业的物流环节和原材料供应链；向金属、机械、交通、汽车、电子行业的原材料和初级产物供应环节定向融资；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管理以提高家中小公司的提高设计和制造能力。

（四）通过财政改革和PPP项目，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缓解物流成本过高和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佐科维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发展规划中。2015年1月，佐科维政府正式签署《2015-2019年中期建设发展规划》（RPJMN 2015-2019），其中主要涉及12项基础设施项目，预计所需资金达4,245亿美元。在2016年第3号总统令和2017年第58号总统令中，佐科维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全面提升，公布了223项国家战略建设项目和3项战略纲领，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达3,074亿美元，由加速优先基础设施建设委员会（KPPIP）负责30个基础设施项目的落实和监控。

为了促进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佐科维政府向该领域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颁贰滨颁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5-2019年印尼的财政预算中，基础设施领域的支出由256.30万亿印尼盾提高为420.50万亿印尼盾，在总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由12.57%提高为17.09%。从表1中可以看出，印尼的基础设施支出结构中，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目标，而社会基础设施和基础设施维护方面的支出相对较少。与此同时，在经济基础设施的支出来源中，地区转移和乡村基金则逐渐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这反映出地方行政单位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

为了满足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佐科维政府为此进行了财政改革，促使财政支出由补贴项目转向投资项目。2014年11月，刚就职印尼总统的佐科维宣布进行取消燃油津贴补贴的改革，标准燃油从每公升6,500盾上调为8,500盾，柴油从每公升5,500盾上调为7,500盾，并计划在五年后完全取消燃油补贴。 CEIC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4-2018年印尼已落实的财政支出中，能源补贴由350.31万亿盾降至94.53万亿盾。在财政收入方面，印尼政府于2016年7月实施“税务赦免”政策，旨在号召海外资产回归印尼以扩大税基。截至2017年3月底，为期九个月的“税务赦免”政策最终结束，佐科维政府完成了预期目标的75%，共获得147万亿盾的遣返资产和135万亿盾的税收，并记录了5.28万名新纳税人。与此同时，为了弥补政府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缺口，佐科维政府积极引导私人资本进入该领域，利用政府和公司合作资助方案（KPBU）、公私合伙方式（PPP）和非国家预算案融资发展基础设施方式（PINA）等途径吸引社会投资。据统计，印尼国家战略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中，国家预算承担317亿美元，约占10 %；国企和地企承担943亿美元，约占31%；私企承担1,814亿美元，约占59%。

（五）进行综合性行政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和公共服务

作为平民商人出身的民选总统，佐科维政府深知印尼较差的营商环境严重制约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因此，自2015年9月第二届“工作内阁”正式运行后，佐科维政府陆续出台了16期经济配套措施，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从供给侧为生产性公司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以促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最终提升印尼的投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

长期以来，印尼各项规章制度冗杂繁多，包括国家法令、政府条例、总统决定书、省长决定书和市县规定等在内的管理条例重迭矛盾，使投资者望而怯步。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印尼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领域的深入改革。在过去四年推出的经济配套措施中，佐科维政府将放松管制作为工作重点，如简化土地经营申请手续、缩短投资许可证申请时间、缩减林业投资许可要求、推动土地登记电子化、落实港口电子服务系统和单一计费制和建立风险管理统一窗口等。通过推行包括叁小时许可证制度、在线统一管理系统（翱厂厂）、全国单一窗口服务（滨狈厂奥）和电子化公共服务系统等在内的各项措施，印尼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公共服务体系，极大地缩减了投资申请程序和审核时间，削减了投资者在印尼投资的非生产性成本。据印尼经济统筹部（叠碍笔惭）的数据表明，印尼中央政府共确定了222项需要修订精简的政府条例，截止2018年9月已完成220项，完成度高达99%。在地方层面上，佐科维政府曾于2016年6月裁撤3,143项地方法规，以加快审批和投资进展。在印尼的经济配套措施中，佐科维政府还实施了以直接投资便利配套措施（碍尝滨碍）为代表的政策，向重点产业提供政策优惠，以改善其营商环境。

印尼的综合性行政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世界银行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表明，印尼的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其在世界上的排名由2014年的第120位提升至现在的第72位。其中，开办公司的平均所需程由11.2项减至10项，平均所需时间由75.5天减至19.6天；申请建筑许可证费用在仓储成本中的比重，由6.8%降至4.4%；获取电力的平均所需程序由5.8项降至4项，平均所需时间由86.8天降至34天；出口商品时处理文书工作的平均时间，由72小时降至61.3小时；进口商品时处理文书工作的平均时间，由144小时降至106.2小时。

四、社会领域：改善民生与保障社会安全

新发展主义的要义是发展，并让普通民众分享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自2014年上台以来，佐科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善民生，重点关注贫困人口的健康、教育和就业等问题，同时也试图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在社会保障方面，佐科维政府延续了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家庭希望纲领（PKH），它作为一种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CCT），要求受助家庭将救助金用于儿童的教育、健康和营养等方面，以此提高印尼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家庭希望纲领的覆盖范围在佐科维执政期间大幅提高，受惠家庭由2014年的250万户提高至2017年的600万户，计划在2018年增加为1,000万户，预算开支达39万亿盾。2015年，佐科维政府推出幸福卡纲领，向广大贫困民众发放印尼健康卡（KIS）、印尼智慧卡（KIP）和家庭健康卡（KKS），为贫困人口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和平等受教育权利。与此同时，佐科维政府认识到粮食生产不足和能源价格提高对居民生活水平的不利影响，通过非现金粮食资助纲领（BNPT）和福利米（Rasta Beras Sejahtera）政策向贫困人口提供大米、糖和油等实物补贴，通过福利家庭储蓄纲领（PSKS）向受燃油津贴削减影响的家庭发放补助。在就业领域，佐科维通过人民营业贷款（KUR）向贫困人口提供利率为9%的低息创业贷款，同时于2015年第78号政府条例重新制定省级最低工资标准，将其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挂钩。

解决以城乡差距为代表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佐科维政府新发展主义政策的另一个着力点。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7年印尼的人口城市化率仅为55.18%，农村人口比重仍然较高。此外，印尼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村的贫困率较城市更为严重。印尼统计局（BPS）的数据表明，2014年9月印尼城市贫困人口数量为1,035.67万人，人口贫困率为8.16%；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为1,737.11万人，人口贫困率为13.76%。为了支持农村地区的发展，佐科维政府提出消除农村贫困的三大举措，即建立村民沟通网络计划、建立乡村经济仓和建立乡村文化圈，以提高村民在农村经济文化事务中的参与度。2015年起，印尼开始直接向全国的74,954个行政村划拨乡村基金（Dana Desa），用以改善农村生活水平。乡村基金的数额逐年攀升，2015年为20.37万亿盾，2016年为46.9万亿盾，2017年和2018年各为60万亿盾，累计187万亿盾。

经过近四年的努力，佐科维的各项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人口贫困率有所下降，收入差距也有所降低，这为佐科维竞选连任打造了牢固的民众基础。印尼统计局（叠笔厂）的数据显示，2014年9月至2018年3月，印尼全国的贫困人口由2,772.78万人减少为2,594.98万人，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96%降低至9.82%，印尼自建国以来人口贫困率首次低于10%。在同一时期，印尼的基尼系数也得到改善，由0.414降低为0.389。联合国组织根据基尼系数划分了若干区间，其中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0.4-0.5表明收入差距较大，0.3-0.4表明收入差距较为合理。印尼基尼系数在佐科维执政期间的变化，表明印尼的收入分配更为均衡。以平民利益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为佐科维赢得了广泛支持，印尼各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佐科维-马鲁夫·阿敏组合的民众支持率，大幅领先于普拉博沃-善迪亚卡组合。

五、结论

作为印尼首位平民出身的民选总统，佐科·维多多自2014年10月上台执政以来，积极推行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佐科维式新发展主义战略，为印尼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与执政初期相比，佐科维总统用了四年时间实现了印尼经济的复苏和政治社会稳定，这主要体现在骋顿笔增长率由2015年最低的4.88%提升至2018年的5.17%，同时人口贫困率由2014年的10.96%降低至2018年的9.82%，基尼系数由0.414降低为0.389。良好的政绩为佐科维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目前佐科维-马鲁夫·阿敏组合的民调支持率高于主要对手普拉博沃-善迪亚卡组合，在2019年实现连任的概率较大，届时新发展主义政策将得以延续。

强化政府权威是新发展主义的基本保障。在上台执政期间，佐科维通过政党整合的方式，解除了普拉博沃领导的“红白联盟”在国会中的威胁，为新发展主义改革政策的通过和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此同时，佐科维先后四次改组内阁，不断强化内阁成员的经济管理能力，为制定新发展主义改革政策提供官僚体系的智力支持。在国际政治方面，佐科维强调经济外交的重要性，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开拓国际产物市场为核心，利用外部资源推动新发展主义的改革进程。

经济建设是新发展主义的主要内容。佐科维在就职伊始承诺在任期内将骋顿笔增长率提升到7%，因此各项经济改革措施是佐科维施政纲领中的重中之重。通过16项经济配套措施，佐科维发挥了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较好的控制了财政赤字。在四年的执政时期中，佐科维积极贯彻海洋强国战略，力图发掘印尼海洋资源的经济潜力，同时通过经济走廊和工业园区建设推动工业化进程。经过不断的改革，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环境得到很大的提高。

改善民生与保障社会安全是新发展主义的最终目的。面对国内的贫困率较高和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佐科维政府采取了众多措施，不但通过幸福卡纲领的方式，改善贫苦人口的健康和教育问题，而且通过设立乡村基金缩小城乡差距。

本期文章中，林梅老师和她的学生为我们分析了佐科维政府契合新发展主义的国家发展思路，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今日的发展也可以从中获得种种可贵启示与经验。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相约下期“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