寮国年轻劳动力流失的困境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苏世天
去年年底，寮国正式启动2024旅游年，总理索尼克萨伊西潘多打出“安全寮国”的口号，旨在快速恢复因疫情而受到重创的旅游业。但“安全”问题只是经济复兴障碍的表象，因疫情带来的经济困难才是安全风险增加的潜在原因。然而，尽管寮国政府积极鼓励大众热情接待游客，并预计2024年接待400万人次，但基层服务业从业者能否承接暴涨的游客，仍待观察。伴随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率先复兴，寮国劳动力外流问题已经十分明显。一些人担心：寮国会不会因此变成“空城”？乡村的空心化是否会阻碍寮国乡村进一步发展？
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劳动力外流在寮国乡村已经十分明显。对那些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乡村来说，虽然疫情导致了劳动力的回流，但乡村毕竟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疫情之后劳动力不可避免地重新外流。尤其在那些以旅游业为主要产业的乡村，受疫情影响的旅游业尚未完全恢复，年轻人更倾向于外出打工。比如在琅勃拉邦地区，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从事旅游服务的年轻人较少，大部分导游均为35岁以上的中年男性。与此同时，面向游客的商店则以妇女为主，甚至一些老人也成为了照看店铺的主力。
对城市来说，年轻劳动力的外流也较为显着。当你在永珍（又称万象）就餐时，会发现餐厅的服务员变少了。当你去万荣、琅勃拉邦的按摩店时，按摩师也可能告诉你她是刚从乡村来的，而以前的员工已经出国打工了。同时，寮国主要城市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想要招聘年轻人变得越来越难。我的朋友，今年24岁的寮国人阿莫就是其中一例。她以前在琅勃拉邦省内的一个县城开商店，疫情期间生意不好，她就前往位于泰寮边境的博胶省寻找工作机会，疫情后在朋友带领下前往泰国打工。阿敦也是这样，他以前在永珍的餐厅工作，疫情时回到了老家琅勃拉邦，疫情后同样前往泰国餐厅打工。
当然，寮国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长期存在，尤其是寮国和泰国间的劳动力流动。但疫情以来经济愈加低迷，年轻劳动力加快了外流的节奏，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方面，教育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较为明显。比如，2023年寮国全国大学招生遇到困境，除了寮国国立大学外，其他3所大学均出现了招生不满的情况。即使是寮国国立大学，诸如历史、语言、地理等专业也出现了“学生荒”，部分专业教师甚至面临再就业的困境。与此相反，中文、英语、韩语等外国语言专业却异常火爆，这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关。同时，职业教育在寮国得以持续发展，中国与寮国合作的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反响热烈，寮国也同时与澳洲、美国、英国等国在不同领域签署了职业培训项目。
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劳务输出公司业务异常火爆，它们提供面向泰国、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就业就会。这些劳务公司的特点是，他们的负责人往往有到对象国学习的经历，掌握那些国家的语言，公司往往提供语言培训服务。一些研究表明，无论是中国、韩国、越南，还是澳洲以及欧洲国家，均倾向于招募具有语言能力的工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养熟练技工，因为这可以有效的降低沟通成本。
以语言、技能为基础，寮国年轻劳动力出国工作成为当下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寮国劳动力输出最多的国家是泰国，韩国紧随其后，且日益火爆。从事韩国劳务工作的高哥表示，目前像韩国这类国家对寮国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尤其是在农业和服务业方面。“没有办法，现在确实年轻人较少在国内了，因为大家都没钱，而外出工作是养家的最好办法”。除了韩国外，日本、马来西亚等国也均接受寮国的劳务输出，且呈现增长态势。寮国的劳务输出未来还会进一步增长。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出国工作的年轻劳动力仍然从事与农业和服务业相关的职业，熟练技工相对较少。这些青年往往来自农村或城市的普通家庭，赡养父母和生养子女仍然是他们赚钱回国的主要动力。即使在国外期间，他们也会汇款给家人。可见，在传统文化与家庭观念的影响下，寮国年轻劳动力的流失可能只是暂时的。随着旅游业的复兴，年轻人可能会选择回国发展。未来，寮国不太可能因劳动力外流而成为“空城”，而是更有可能维持一个劳动力流动的常规形态。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也进一步促进寮国人民与东盟国家、东亚国家甚至与世界更广泛的交流。
（《鹭岛南望》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马来西亚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就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相关国际问题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专栏，本文是系列评论的第27评。文章仅为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