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之于大马：道义与理性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娄缃旖 助理教授
巴以冲突已持续了两个多月，在马来西亚社会引起高度关注。12月26日，数十个在地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了包围美国驻马大使馆的抗议集会（Aksi Solidariti: Kepung Demi Palestin），呼吁停止加沙地区的战争。这场声援活动在网络媒体持续升温，有多个政党、青年团和学生会参与，开展为期六天的示威活动。
此次冲突发展成了不对等的军事收割行动，尽管加沙地区的战火已经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和恐怖主义，但相较于西方模棱两可的态度，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坚持挺巴立场，顶住了西方压力。可以说，马来西亚和巴勒斯坦之间牢固的关系，为这份声援和支持奠定了基础。
对于杯葛浪潮，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国内政治层面自上而下的默许，二是基于经验性的民间行动。贯穿两者的是人道主义的“皮”以及理性主义的“骨”，如马来西亚政治从国内经济困境转移到了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建构。
首先，大马国内政治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杯葛运动的原动力。巴以这片中东地区的领土充满了战争、暴力、征服、仇恨、隔离墙与生存危机，持续数十年的多层面的地缘政治冲突是多主体和多面向的。加沙—以色列血腥的战火只是再次撕开短暂和平的表象，揭露多年来累积的压迫、动荡、不安与敌意，还激发了伊斯兰共同体的自卫和团结意识。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基于生死存亡的历史苦难记忆也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土地与资源的争夺成为他们创造生存和生活空间的首要考量。这也导致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相互依存和身份对立，形成了政治主权和实践在互补模式上的竞争与共存困境。
回到马来西亚，与巴以问题同样复杂，马来西亚社会所蔓延的巴以站队情绪，并非仅仅是伊斯兰共同体情感的渲染。客观地说，马来西亚政府在巴以冲突初期便展现了超出寻常的主动。教育部指示下的“巴勒斯坦团结周”在社会上引发争议，援巴的万人集会、禁止以色列航运公司靠港和包围美国使馆抗议集会等举措，也都得到了政府的默许和支持。当今联合政府对巴勒斯坦的坚定立场不过是争取穆斯林群体支持的工具与手段罢了。
当前，马来西亚正面临政治转型、恢复经济双重挑战，而巴以冲突进程在这关键节点上，引导社会焦点转向人道主义课题、区域主义与国家立场等方面。这种从上而下的声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这个过程也有一定的理性衡量。对国家内部而言，民众更希望政府优先解决国内困境，再将精力转向国际人道主义声援。
其次，民间发起的杯葛发展至今，既有自发性，也有受国家主流影响。我们可以将杯葛行动看作是一种立场的伸张，对原则和底线的坚守。对以色列和美国发起杯葛的出发点是对战争的反感、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权的重申。无论如何，行动所展现的理性或非理性都会被置于大众的审判之中，对错与否也只能在具体情境中加以讨论。
可以看到，大马政府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谴责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人们选择从消费抵制入手，尽管抵制涉及到了道义层面和影响了国内同胞/员工的利益，但人们在理性考量中认为国际集团具备承受能力，而且抵制运动不太可能持续太久。有关国内同胞/员工利益受损的新闻成为焦点，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制衡的重要作用。大马社会对抵制美国和以色列等品牌以及对美抗议浪潮是克制且理智的，并非以暴力对抗的形式展开，也没有演变为社会骚乱，更未沦为合法犯罪的借口。需要指出的是，群众的杯葛只是暂时的，民众的关注点和政府的施政要点很快就会回归政治巩固与发展经济的终极议题上。
总体而言，马来西亚援巴的立场是鲜明的，社会群体对加沙地区停战呼吁有着高度的呼应和参与。在反战与和平的倡导下，巴以冲突富裕大马社会更宽广的反思空间：正如巴以之间的边界不在于国家，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异质共生、族群团结、多元包容的精神应该成为文明社会构建的基础。在巴以冲突这件事上，杯葛的短期目标是促成停战与和解，但如何促进多元宗教的和谐共生却是马来西亚社会需长期面对的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