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6日晚，“南洋问题与全球视野”系列讲座第十七讲在厦门大学南安楼301-3室举行。本次讲座嘉宾为美国纽约长岛大学东亚史和外交史资深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威尔逊中心冷战研究工作室主任夏亚峰教授，讲座由王昭晖副教授主持，高艳杰教授担任与谈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海内外院校和科研单位的500余名师生线上线下参与了本次讲座。
主讲人夏亚峰教授
夏亚峰教授首先向与会师生介绍，美国外交史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美国外交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调查领域。美国第一代外交历史学家最初是开展政治史方面的研究，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专注于国际关系的学者，着重研究美国和欧洲政府档案，强调美国外交的连贯性，重视美国门罗主义所体现的外交传统，形成国家主义学派；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则挑战国家主义学派的观点，认为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阶级冲突是美国外交手段的根源。
同时，夏教授还向与会师生介绍美国传统外交史领域的着作，如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该书讲述了美国从殖民地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主导国家的过程，重点关注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及美国发展所历经的战争史；A Companion to U.S. Foreign Relations Colony Era to The Present一书则展现过去四十年间，受社会和文化历史方法的影响，美国外交历史学家采用了自下而上的方法，考察了种族、性别、阶级、民族认同、宗教身份和文化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
夏教授特别指出，在冷战时期，现实主义历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主导了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典型代表是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和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20世纪60年代，受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和进步历史学家的启发，修正学派诞生，强调经济变化和外交政策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并通过寻求外国市场来缓解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的《美国外交的悲剧》是对于美国外交本质争辩的开端。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后修正主义出现，重新关注国家作为主要参与者的角色、地缘政治因素、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权力平衡等传统概念。夏亚峰教授还特别介绍了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著作《美国与冷战的起源》，并为我们讲述了约翰·加迪斯的生平及他的学术贡献。
图为夏亚峰教授与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沟通交流
1980年代美国外交史领域研究转向文化历史，夏教授向与会师生介绍种族因素对美国外交史的影响。随着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美国外交史研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学者开始关注过去较少留意的问题，从国际的角度描述美国外交关系历史的着作大量出版。
与谈环节，高艳杰教授指出，对原始史料，尤其是原始解密档案的高度重视，是中国冷战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关键，它使得中国的相关研究在史料上跟欧美学术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当然，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学界对冷战史和外交史研究的主题开始出现明显分化，学者们关注的议题不同，对史料的运用自然也随之变化。但是，在中国的当前的文化和学术环境下，传统外交史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走向衰退。
与谈人高艳杰教授
提问环节中，王昭晖副教授率先抛出疑惑，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该如何做出与美国学者不同的学术贡献？夏亚峰教授回应道，当前在美华人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中美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希望随着进一步的国际化，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奠定更多前期的语言和研究基础，从而深入研究。
主持人王昭晖副教授
一位来自香港大学的线上参会学者询问道，全球史与对外关系史是否存在结合？除了文化转向，环境史、将现代性融入外交史的方法在学术史是一种怎样的位置？对外关系史与哲学、文学、法学、科学技术史是否有结合的可能，跨学科如何更好地融合？夏亚峰教授表示美国有许多学者研究外交史中的环境史等课题，也同样有许多美国学者运用后现代理论来解释对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些问题。对于跨学科问题，哲学与外交学是完全不同的学科，但是哲学和历史学都属于人文学科，从哲学等不同学科视角来看外交学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
最后，王昭晖副教授高度赞扬现场浓厚的学术气氛，他认为学术应该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而不是以主义为导向，“和而不同”正是学术多元化的价值所在，自由平等的学术探讨使多方都从中受益。
本次讲座在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图/朱姝彤
文/李璐灵
